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的，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资本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效率优势及其逐利本性，同时也赋予了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资本循环运动脱离实体经济、追求超额收益的内在冲动，并成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和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

三是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和数字化。从内容要素看，共同富裕体现为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共同富裕体现了递进化发展的实现途径：共同富裕必然经历温饱式—小康型—高品质的梯度发展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同水平叠加，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品质生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既是理论逻辑上的应然，也是实践逻辑中的必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富裕，都是聚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共同富裕体现了公平共享的基本原则。从结构要素看，共同富裕要以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为主轴，基本公共服务不仅是高品质生活的保障，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三是要以共建共享为原则。二是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只有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补短板、强弱项的基础上，以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推动精细化、优质化，才能在更高水平上确保民生改善的质量，以民生富裕带动共同富裕。上述例证说明，国家也好、政府也好（英文都是state），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政府作用如何做到以市场决定性为前提？即一切以促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准绳;任何对此的偏离，就是政府作用所带来的扭曲，是要避免的。国家能力，应至少包含：动员资源的能力。它可以说是国家能力的基本和前提。为什么英国在欧洲国家中发展得最早且发展得最好，而中国却突然落后了？以前的解释是，英国搞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完全靠民间力量，发展起来了。

问责制的实施往往体现为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而实际上，真正的问责是民众对于政府的问责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更多地发 挥主动性、主导性，增强国际话语权。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期和产业转型期，重大的科技创新乃至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 兴起。首先，准确评估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平心静气接受新常态，不可急于求成。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欧日两大经济体的劳动人口相对比重下降的趋势不仅更为明显，且持续的时间远较美国更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在2007至 2013年间，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均有程度不同的上升。

戈登的研究显示，这种现象在美国尤为严重，特别是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普及率上，美国均在发达国家中居后。中国的增速不在于是7%还是5%，而在于这个增长是否可持续。而在危机开始的2008和2009两年，其经济就出现了较美国更大的衰退，年均增速为-2.03%。第二，长期停滞会使得发达经济体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增长新动力，引发全球新变局。

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汉森认为，主要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以及过度储蓄抑制了投资，进而使经济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

另有研究显示，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所以也步美国后 尘，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生产率增长减速。需要强调的是，如此的分配格局不仅会造成社会动荡、阶层固化，更会严重挫伤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阻碍人力资本积累，抑制消费需求，加重财政压力。

首先是潜在增长率下滑。经济学家用长期停滞来描述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新特征，其经济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了危机后的0.51%。欧洲的状况显然比美国糟糕。例如，英美等国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大规模更新换代的局面，OECD预测2010～2030年全 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高达53万亿美元。这对中国培育发展新优势和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同时全面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 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力争比发达经济体更快地完成调整，获取全球竞争新优势。

他指出，大萧条也许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没有任何自然力量将推动经济走向充分就业，会出现一个持续失业与经济发展停滞时期。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则进一步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参与率。

但约自1970年代始，进一步普及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潜力趋于消失。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官方数据估计，未来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将远远低于其预测的水平，税收收入将放缓，这使得 2030年左右美国的联邦债务与GDP的比率将达到近150%。

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布兰查德等纷纷表示认同。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在英国等国家的政府积极促进中国对本国投资的情况下，中国应当进一步深化企业走出 去战略，帮助企业适应海外市场规则，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切实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此后的2010～2019年，欧元区经济虽然可能有所平稳，但年均增速仅为1.12%。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当下及今后的竞争，将会是一场持久的全球改革竞争和创新竞争，我们要力争比他们更快地完成调整 如果未来较长时期发达经济体会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妥善应对。其次是人口与劳动力市场。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于技术进步。

进入专题： 新平庸 。长期停滞一词最初是在1938年大萧条快结束的时候，由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阿尔文汉森所提出的。

这个由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重新阐发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强烈关注和共鸣。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1992～2007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 2.08%。

而在2007至2014年间，该指标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种种表现，最能抓住其特征的表述，当属长期停滞。

美国一百多年保持了3%的年均增长，成为全球最大也是最强的经济体。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战后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市场等因素，新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困境。据欧洲中央银行相关数据，欧元区的债务/GDP比率同样处于上升态势。此外，战后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迅速提高，其中所积累的大量人力资本支撑了战后的经济复苏与繁荣。

美国实际利率平均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5%下降到90年 代的2%，21世纪实际利率只有1%，而从雷曼破产之后，美国实际利率水平只有大约-1%。技术进步放缓、劳动人口减少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收入分配趋势，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

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在《不公平的代价》一书中也指出，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30年间曾持续改观，但在最近30年来却不断恶化，并且情况比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更令人堪忧。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经历了 1930～197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后，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降阶段。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基于美国的研究显示，与衰退相关联的失业并不会随着经济复苏而完全恢复。